这何尝不是另一种“娜拉出走”呢？母职的“失责”导向了工人阶级的“圣母”之姿，看似是对其博爱与无私的颂歌，实则将其神圣化/崇高化以消解潜在的反抗性，本质依然是父权对女性主体性的掩盖，她的“阶级”行动被转化为一种无害的宗教符号，而非真正的社会变革力量。结尾全女精神病院的凝视镜头，共产主义里没有女性的位置。上帝的爱为何无法拯救苦难？诘问宗教也诘问信仰。期待拉杜裘德柏林新作如何致敬此片，70年后的欧陆，又会有什么不同呢？
人物渐渐走向圣人化、偶像化，神父的信仰亦在此感召下自惭形愧，罗西里尼的阶级指涉却也因此渐渐移位，透过他者截然不同的态度渲染圣光与苦泪，却显得这幅战后圣母像荒谬可笑。
她不是共产党员，她也不是圣人，她只是对自己恨，才会无私地去爱最需要的人，那些怯懦自私、道貌岸然因畏惧真相的暴露，他们用不容置疑的学术口吻宣判这个因害怕而勇敢的灵魂是不正常的；唯有同样在绝望中煎熬的苦难者体察；整部影片基调果然很“左”；马西娜太灵动太抢戏了。
8/10。艾琳穿着贵气的黑色外套，倘佯于漂满垃圾、捞起死尸的河岸，在废墟之中漫游，这为人物的举动添加了一丝痴狂圣徒的意味。艾琳忙于持家待客，没有精力陪伴她的孩子，儿子为引起注意从楼上坠落，在与母亲简短的谈话后就死于头部创伤，这让做母亲的艾琳陷入了震惊状态，她受到共产党人的感召，为熟悉贫民窟穷人的环境去了一家她此前陌生的工厂，被蜂拥而至的人群、巨大的厂房噪音、高耸的烟囱和疯狂运转的机器所吞没，压倒性的工业化流程给了她精神强烈刺激，但向共产党人讲述她在工厂的经历时，后者却无法认同她‘‘劳工就是奴隶’’这一感受，从而引发了她超越行为的精神求索，终于能够以坚韧的信念与被社会摧残的人们互动，尽管结尾她被警察关进精神病院，但仍隔着铁窗与孩子相望：特写之中褒曼的脸成为一种肖像，反应出怜悯、爱和希望的内心状态。
在这部《一九五一年的欧洲》中，罗西里尼已将新现实主义抛在身后，开始了主题先行的尝试。实际上，罗西里尼借助这个故事所叙述的主题十分宏大而艰深，甚至这部电影也不能完全承载。这也是褒曼主演的罗西里尼作品中最具深度的一部，挖掘出了褒曼的新潜力，但依旧没能获得特别突出的反响。